商震新中国成立后两次回国访问
1947年五月，国民党知名将领、昔日蒋介石总统府参军长商震，受命赴日本，接任“同盟国对日本管理委员会”中国代表一职，并就任驻日本代表团团长。
尽管身处日本，他却目睹了蒋介石因发动的内战而军事上遭受重创，经济濒临崩溃，政治孤立无援。亲身经历使他深切感受到，即便身为“同盟国对日本管理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国家弱小时外交也难以独立，一切决策不得不屈服于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倍感屈辱。面对这样的境遇，商震坚信蒋介石政权已陷入末路，不再对其抱有任何幻想。于是，他于1949年3月果断辞去了“同盟国对日本管理委员会”中国代表以及驻日代表团团长的职务，选择留驻日本，转而投身于房地产和进出口贸易领域。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商震深感祖国焕发新生，对新中国建设倾注了极大的关注。他对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深持疑虑，因此在辞职后并未选择前往台湾。在1972年中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原属蒋介石集团的驻日大使彭孟缉等人屡次力劝他返回台湾，但他却坚称自己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不愿远行。他认为前往美国无益，赴欧洲亦无能为力，于是选择留在日本，静观时局变迁。1973年，中国访日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董其武曾专程拜访商震。商震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以及祖国建设取得的成就表示由衷的钦佩，并表达了渴望回国的愿望。1974年，傅作义先生在北京离世，他特地发去了唁电。商震始终不忘在二战结束前后为争取我国领土台湾回归所付出的努力，他立志为祖国的完全统一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一
1974年4月19日，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先生的盛情邀请，商震先生踏上了归国的旅程，进行参观访问。在启程前夕，我国驻日本大使陈楚先生设宴为其饯行，使馆及东京华侨总会的代表们也齐聚机场，为其送行。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时，商震先生与夫人受到了廖承志先生及其他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亲朋好友罗青长、李金德、沈辰、董其武、陈锐霆等的热情迎接。与此同时，正在国内访问的商震先生的次子商鼎霖、儿媳唐文顺、孙女商蕙璇也到场迎接。阔别故国数十年，山河依旧，而面貌已焕然一新。商震先生内心激动不已，难以抑制。
特别使商震先生感念不忘的是，他回到国内，中央人民政府以相当于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规格和待遇予以接待。商震先生应邀参加了1974年9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5周年国庆招待会，被安排在主宾席上就座。在招待会上，商震先生会见了久别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商震回国观光表示热烈欢迎。商震和周恩来早在1940年就在重庆相识了。周总理平易近人的风格和博大的胸怀给商震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对周总理说：“我受到人民政府如此热情接待，感到很惭愧，因为我没有做什么工作。”周总理说：“欢迎你的归来，希望你多加游览。至于台湾方面的问题，我将请叶剑英副主席与你详细交流。”
10月1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亲切接见了商震，与其进行了深入交谈。叶帅对商震及其家人的海外生活状况和健康状况表示了深切关怀，并诚挚邀请他随时回国参观访问。此次会见，在场的还有廖承志、罗青长、李金德、沈辰、董其武、王晓云、程绍昆、常克明等各方负责人和陪同人员。会见结束后，叶剑英副主席还设宴款待了商震一行，相关活动亦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得以呈现。
10月22日，商震到南京参观访问时，拜谒了中山陵。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平逝世，1929年5月下旬中山灵榇由北平移送至南京紫金山南坡的中山陵安葬。时任河北省主席兼代平津卫戍总司令的商震，担任从北平起灵的总指挥，护送灵榇登上南去南京的专列，隆重庄严的情景如在眼前。时隔45年，商震亲临目睹中山陵掩映在一片葱茏的林海之中，壮丽肃穆。陵园由广场、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墓室等组成，占地130公顷，布局严整，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商震在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治中的胞弟、原国民党八十五军副军长张文心等的陪同下，缓步登上了300多级台阶，步入中山先生灵堂，面对灵榇，毕恭毕敬地行了三鞠躬礼，然后巡视一周，举目四望，赞叹说：“陵园雄伟壮观，保护得真好啊！”谒陵归来，商震先生对朋友说：“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国民党未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不仅实现了，而且大大地超过了。”他还说：“蒋介石早已背叛了中山先生的遗志。甚至有些国民党人早已将中山先生的理想与遗愿置之脑后，令人惋惜，令人愤慨！”
商震夫妇第二次回国是1975年9月26日，有关方面负责人及爱国民主人士廖承志和夫人经普椿、罗青长、李金德、刘斐、董其武、杨斯德、陈锐霆、张昌、雍鼎臣，以及正在北京参观学习的儿媳唐文顺、孙女商蕙璇等，到机场迎接。商震夫妇应邀参加了第3届全国运动会的闭幕式和新中国成立26周年的国庆招待会。同第一次回国时一样，仍然被安排在主宾席。同年10月25日、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朱德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分别会见并宴请了商震先生及其夫人。
商震夫妇此次回国，恰逢广东省及广州市各界同仁于1975年11月12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隆重举行仪式，共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9周年。商震先生亦莅临仪式现场，并向先贤献上花篮以示敬意。
二
商震先生曾两次踏上归国之旅，游览了我国的多个城市，足迹遍布北京、天津、太原、郑州、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旅大、保定、长沙、桂林、广州、杭州、苏州、南京、绍兴、上海等地。期间，他不仅参观了工厂、农村和学校，还游览了众多名胜古迹，并与众多老友欢聚一堂。
于北京，商震伉俪与程潜夫人郭翼青、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傅作义夫人刘芸生、邵力子夫人傅学文相聚一堂，共话家常。商震感慨道：“昔日的老友虽已离世，然其亲属与后辈在新社会里生活与工作均十分如意，不禁令人欣慰。”在北京期间，商震亦会晤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杜聿明、郑洞国、侯镜如、宋希濂、刘斐、黄维等。此中不乏曾参与内战而被定为战犯者，亦有不屈于蒋介石而遭俘者。然而，一旦他们对自己的过往有了深刻的认识，转变了立场，便得到了社会的接纳与宽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亦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商震先生深感“爱国一家”，“爱国无分先后”。听闻老友们安享晚年，他心中感动不已；谈及在台湾的老友凄凉晚景，亦不禁感慨万千。
在北京的商震当年三十二军及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的一些老部下和学生，特地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欢迎这位关心和庇护过他们的老上司回国观光。他们都是商震所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在新中国，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担任重要职务。他们之中有：原三十二军参谋、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的陈锐霆；原三十二军副官、解放后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的王兴刚；原三十二军通信大队文书、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赵卓云；原三十二军电台台长、解放后任交通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刘阳；原三十二军副官处科长、解放后任建筑工程学院教务处长的常紫亮等，大家聚集一堂，谈笑风生，极为欢愉。商震说：“亲眼目睹昔日弟子在新社会各展所长，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我心中无比欣慰。毛主席、共产党的政策，真是英明！”
在长沙，陶峙岳和方鼎英到宾馆看望了商震。陶峙岳原为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1949年率部起义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一直到83岁时才回到家乡长沙安度晚年。方鼎英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解放后当选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当时已88岁高龄。老朋友久别重逢，格外兴奋。商震先生风趣地说：“吾等三人合算起来，竟有250余岁。愿我们身体康健，继续为祖国效力，为人民谋福祉，此乃人生至福！”
在桂林之地，商震亲至李秀文女士府上拜访。李女士，李宗仁先生的前室，曾在新中国成立前赴美国与儿子共度数年时光。1974年，她毅然决然返回桂林，定居于此。谈及往事，李秀文女士对商震感慨道：“海外漂泊，岁月蹉跎，愈发怀念故土。感谢人民政府依照我的意愿，将我安置于那座建于抗战胜利后的两层小楼中，并悉心修缮，使之焕然一新。我心怀感激。”此外，李秀文女士还请商震代为向海外及台湾的亲朋好友致以诚挚的问候。
在苏州，商震先生受到了程元副司令员的盛情邀请，得以至其府上做客。程元副司令员曾担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警卫团团长，于1949年随其父程潜在长沙举起义旗，不久后，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苏州军分区的副司令员职务，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两位兄长和弟弟均为高校教师。
于沈阳之地，商震专程前往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探访了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刘多荃。刘多荃因高血压症正在接受治疗。其父刘雍，曾在辽东因聚集民众三万余人反抗清政府的征税而遭通缉，继而投身同盟会，投身于推翻清廷的斗争。1908年，商震在东北地区投身革命事业，与刘雍结识，自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刘雍英年早逝，商震便将年幼的刘多荃接到家中，视若己出，悉心抚养。刘多荃成年后，考入保定军校第九期，毕业后投身张学良麾下，担任警卫团长，继而升任旅长、军长。刘多荃与商震始终保持联系，直至在重庆分别，转眼已过三十五载。刘多荃先生向商震透露，在大陆解放之后，他自香港返回北京，受到了人民政府的深切关怀，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常委，同时担任辽宁省交通厅等要职。
在鞍山，商震受到了鞍山市政协副主席王凤岐等人的热情接待。王凤岐，曾是商震在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他曾在商震麾下的第三十二军担任团长，后晋升为师长。在抗战期间，他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斗志。1949年1月，他率领部队与傅作义将军一同在北平起义，部队随后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此后，王凤岐曾在解放军的军事院校担任教职。1954年，他转业至地方，历任鞍山市民政局长、鞍山市副市长、鞍山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在王凤岐的悉心陪伴下，商震先生兴致勃勃地游览了这座钢铁之城。
在保定，商震先生和夫人、孙女住了三天。保定是商震的出生地，他在这里度过了幼年和少年时光，进入保定军校学习。多年来，他时刻向往这阔别已久的故乡故土和自己生长的地方。在商震的记忆中，保定是一个破旧的城市，社会不安定，到处是失业的人群，城市面积只有12平方公里；现在城市面积扩大了10倍，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工业城市。亲眼目睹这巨大的变化，商震对朋友们反复惊叹地说：“谁曾想保定能取得如此显著的进步！一切都已焕然一新！”
三
商震的一生，可谓是多灾多难，饱尝艰辛。他自幼家贫，却矢志不渝，最终踏上了一条献身祖国的道路。他勤奋好学，自律严谨，行事周密，注重效率。他对知识的尊重与人才的珍视，使他口才出众，对中华古诗词情有独钟，然而，他一生未曾留下任何著作。他戒绝烟酒，远离赌博和风月场所。自青年时期起，他就开始学习英语，数十年来坚持不懈。在军旅生涯的晚期及对外交往中，他熟练运用英语，为工作与活动提供了极大助力。他的日常生活井然有序，饮食起居规律有致。他热爱歌唱与文艺表演，热衷于体育运动，擅长马球与网球。在子女教育上，他要求严格，督促他们勤奋学习。子女成年后，他即不再提供经济支持，而是教导他们独立谋生。他的儿子商鼎霖，成为了一名热动力学专家，在瑞士一家公司担任工程师。儿媳唐文顺，在瑞士任大学教授。孙女孙蕙璇，则致力于医学事业。
商震在连续两次踏上祖国的土地，目睹其焕然一新的面貌后，对这片故土的向往愈发深厚，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亦愈发浓烈。他渴望每年都能回国一次，感受家乡的变化，同时也萌生了回国定居、安享晚年的念头，以期实现“落叶归根”的愿望。
然而，毕竟已是年近九旬的长者，体力日渐式微，生活适应能力亦逐渐减退。归国定居之事，已感力不从心。
1978年5月15日，商震先生不幸离世，享年九十载。
在商震先生身患重疾之际，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符浩大使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委托，亲赴医院进行了亲切的探望。
1978年6月17日，东京的旅日爱国华侨团体——东京华侨总会，隆重举办了商震先生的追悼仪式。商震先生的家属安田作子女士，以及亲属、符浩大使、各界友好人士和旅日华侨等，共计三百余人出席了此次追悼活动。为了表达哀思，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斯德、中日友好协会理事王云等贵宾，特地从北京远道而来，参与了追悼会的仪式。在会上，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吴普代表主办方宣读了由叶剑英、廖承志两位领导人发来的唁电。东京华侨总会会长甘文芳发表了悼词，而符浩大使与原中国（国民党）驻日本代表团首席顾问徐逸樵也相继致辞，他们对商震先生为国家所走过的爱国历程给予了高度评价与赞扬。
遵照商震先生生前多次向家人所表达的叶落归根的强烈愿望，经中共中央的批准，商震先生的骨灰得以从日本东京启程，最终被护送至北京，安置于八宝山革命公墓。